拼多多的新电商模式与上海互联网的崛起引市场关注

    上海缺乏互联网创业环境,无非三个地方的比较:

  一,互联网公司扎堆的北京。现在的说法是,任何一家咖啡厅的杯子砸下来,都能砸中3个互联网创业者,和2个VC。一个胸怀大志的小镇青年,似乎只要有一个互联网创业的想法,就能在北京找到热情洋溢的投资人;

  二,深圳。越来越值钱的腾讯在深圳,就已经足够说明一切,况且还有华为;

  三,杭州。这个城市越来越有硅谷的范儿了。有了阿里巴巴,周边派生出来的互联网公司足够填满西湖。

  因为有这些比较,颇有些人急吼吼地期待上海要打造成为东方硅谷。 上海的好几个区里,都有打着硅谷旗号的园区或者机构。对于上海来说,缺乏对互联网创业公司的支持,已经形成了一种真实的压力和挤迫。

  这倒是一个很奇异的压力。我在美国,从来未曾听说过纽约有过要成为硅谷的焦虑感。相反地,纽约和拥有硅谷的加州几乎是天然的相互鄙夷。纽约人认为加州这群暴富的new money富而无文,而加州的互联网新贵们觉得纽约的这些old money实在是对时代的反动。

  但是这对天敌却有着彼此无限的交集和互动。New money从来都不肯错过纽约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和影响力,而old money的投资人如同过江之鲫一般排着队送钱给硅谷创业的穷小子们。

  纽约最好的大学是哥伦比亚大学,盛产的是金融家、律师和文化学者;纽约大学拥有最好的电影学院;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社区大学,都有着全美排名最靠前的人文科系;加州最好的大学是斯坦福,盛产最好的生物学家,计算机学科;加州理工大学是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大学,全世界的理工大学基本上都在模仿加州理工的学科设置。

  所以你看,分庭抗礼的地方是华尔街和硅谷,是哥伦比亚和斯坦福,是巴菲特和乔布斯。他们互相敌视,或者彼此拥抱,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羡慕过对方,因为他们都是美国的发动机。

  远东巴黎的动力和魅力

  这一组数据想来没有人会感到吃惊:

  2017年上海的社会零售总额为近12000亿元,杭州和深圳均为6000亿元左右。

  2017年,上海的外资企业总数为4.76万家,地区总部616家,研发中心419家。

  2017年上海服务业占总GDP的70%。

  这三组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的数据实际上都在说明一个问题:上海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,而不是一个发展中经济体。 这种情形,类比于国际经济形势,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。

  上海的发展是从19世纪被人成为“东方巴黎”就开始的。 从那个时候开始,来自于全球的资金、产品和人才,都在往上海聚集。改革开放之后,尤其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,上海以及其周边的整个长三角地区都进入高速的发展期,经过20年的发展,上海的GDP已经足够媲美一个中型发达国家,而整个城市的发展与阶段,早就已经进入了城市经济体的范畴。

  这就是前面数据所提到的社会零售总额、外资企业总数与服务业占比所呈现出的现象。

  社会零售总额所传达的一个概念是:外地生产,上海消费。这就好比硅谷所生产的苹果手机,保有量最大的未必是硅谷,而是纽约;而外企在上海整个所创造的就业人数,占到了上海总就业人口的20%。服务业占比到达70%,意味着上海已经脱离了基本的生产型经济,而进入了以高端产业为主的经济生态链上游的位置。

  上海创业环境为人诟病的无非在于人才难得。但这是市场竞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:经过艰难的、昂贵的高等教育的人才,自然选择薪资更加有竞争力的外企和成熟企业;而丰裕的人才储备又使得全球500强总部和民企总部竞相落户上海,形成一个良性循环。

  但薪酬体系还不是人才选择的惟一要素。整个企业所能够提供的保障系统,包括五险一金的福利系统、休假系统、培训系统、进修系统……成熟企业所提供的一系列成长设置,都是人才选择的关键要素。

  满怀激情的创业者富有冒险精神。但英雄永远只有少数,从者却是主流。对于生活而言,多数人的选择都是稳定而持久的薪酬和福利体系,而不是一夜暴富的冒险。

 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,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那么几个冒险家得以成功,而是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否稳健,多数人的薪资水平是否可以支撑起城市的消费活跃,以及这个经济体是否不断在产业向上游移动。

  上海在这些年的确没有BAT,但是它错过了什么吗?

  拼多多凭什么?

  拼多多终归还是出现了。同样作为一个互联网创业企业,拼多多为什么能够快速地在被有些人认为“创业不友好”的上海出现,并且在3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了独角兽、巨无霸?

  实际上,上海从来不是对创业不友好,而是对“概念型创业”不友好。在一个成熟的商业市场里,创业的本质是商业。也就是在现有的商业环境中,提供更好、更优质的服务或者是升级型的产品:也就是说,在上海的商业环境里,利润型创业是主导方向的。

  对于上海的环境而言,金融型企业在上海的成功案例比比皆是,餐饮企业在上海的机会无尽,流通型企业几乎极少在上海有大的挫败,教育型创业也是上海的主流方式。这些性质的创业企业,是对于传统商业或产业的优化或升级,互联网不过是一种手段。

  概念型的创业是从无到有的一种创立,它需要从边缘人群和边缘服务开始创建,在经过筚路蓝缕的市场教育和公共传播,逐渐成为主流市场。这就容易解释,优步从纽约起步,而滴滴从北京起步,腾讯从深圳起步,阿里从杭州起步的差异。

  拼多多的新电商模式,实际上是基于上海现实的一种升级型创业,它建立的基础有两个:经过10多年的淘宝电商教育与5年的微信社交传播习惯。

  拼多多极其合乎上海现实的一个案例,在其发布的2018年战略所提到的“助农战略”中得到验证。其中,拼多多提到要“深入500产地投入100亿”的“拼农货”计划。

  我们都知道拼多多是以价格便宜得以快速风行全国的,其核心就在于“从工厂到顾客”的去中介化电商流程。于是,对于拼多多而言,两个方向变得极其有利可图:上行与下行。

  一条路径是直接从制造业或者农业中获取产品,向城市进行销售,破除中间环节,降低城市生活的成本,提高城市生活的质量。对于制造业和农业集中的区域而言,市场是一个大问题。拼多多所做的,就是通过直采模式,使商品售价直接降低。这对制造业或农业地区当然是一种帮助和扶持。

  另外一个面是下行,也就是说,把城市中过剩的乃至是过时的产品向下销售给发展中的地区。无可否认的现实是:一二线城市之外的城市与农村,与发达城市之间,存在着消费水平落差与消费信息时差。一二线城市中的“剩余产品”,以更低的价格传导到这些相对落后地区,反而是对这些地区的“消费升级”。

  拼多多符合了上海这个城市本身的商业逻辑,以一个产品替代了整个城市的消费经济方向,自然形成了爆发性效应,成为了上海互联网的创业奇迹。

  在我看来,这是顺应了上海城市本真的一种创业,因此,无需吃惊,不必挽尊。任何一种创业,无论是互联网、制造、服务,还是哪怕做最基本的人力服务,只要符合上海成熟的经济体体质,就可能成为独角兽,巨无霸。

  上海不要做硅谷的梦

  批评上海缺乏互联网创业环境的人,或者是历史的短视主义者,或者是天真的大而全主义者。

  任何一个城市都与一个人一样,其长期形成的体质与基因决定了它是一种怎样的现象与本质。逼迫上海成为硅谷,实际上就是逼着上海放弃其天然的优势能力,从而削弱其本身仍然所具有的巨大潜力,降维成为一个发展中的普通城市。

  一个适合创业的城市需要大量廉价的房产租售产业,需要符合创业者的低价餐饮服务,需要普遍性较低的薪资和灵活的社会保障体系,需要适合创新者思考和试验所需要的便宜园区和办公场所,需要狼奔豕突所需要的空旷的交通系统和快速交通工具。这些恰恰都是上海所缺少的。

  如果要把上海变成硅谷,就需要把上海已经成熟的整个经济体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全部打碎,从而变成一个新生的、粗犷的、躁动的城市。

  那样还是优雅的、小资的、多元的、精致的上海吗?

  一种可笑的看法是上海的服务业是生活型的服务。上海占据70%的GDP服务业来源是其极其庞大的综合服务实力所构成的,餐饮、酒店等生活服务不过是其中微小的一个部分,包含了金融、商业、流通、房产、教育、文化、创意、运输……等等庞大的产业综合,才是成熟市场的服务业的真义。

  在上海的规划之中,五大中心: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航运和科创,切中了上海作为一个成熟市场,在向总体国际经济格局的上游移动的肯綮。它本身乃是依赖着这五大中心之间的联动,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总体经济格局,是上海经济整体上行的方法论。

  不要误会,科创的意思远非科技创业所能替代。科创的意义乃是为整个科技的发展奠定总体的发展服务,包括了教育、研发、基础研究、前沿探索以及产业化的总体规划。 科技创业不过是科创之中的一个元素。

  对于那些幼稚与天真的批评家们,上海完全可以置之一哂。上海这样的成熟经济体需要的是稳定与升级,尤其在教育、研发与文化上进行大规模的投入,以便继续向整个亚洲乃至整个亚太经济中心的位置进发。

  拼多多在上海的成功看似具有偶然性,其实它正好切入了上海作为内贸聚合中心,商业上以互联网为方法,执行了上行聚合与下行分发的功能,它是符合上海的天性与基因的。

  上海不要做硅谷的梦,既是不能,因为无法降维成为一个发展中城市;也是不应,因为它的前程,在更加广阔的国际空间。上海的梦,是纽约和伦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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